文汇报(整版报道):张斌:要在汉语语法学领域当个“单项冠军”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1-06-06浏览次数:58

来源:文汇报 2021年6月6日 7版 整版报道

标题:张斌:要在汉语语法学领域当个“单项冠军”

记者:任思蕴

       【被《孟子》吸引,读了一遍又一遍】

       ◆1932年至1935年,张斌在长沙中学读初中。彼时湖南各学校大都要求在课上读经,张斌被《孟子》所吸引,读了一遍又一遍,乐在其中。他后来回忆: “《孟子》文字简明生动,道理深远透辟,这大概就是深入浅出的魅力。”

       【词类研究的起点】

       ◆张斌倡导词的功能说,1954年,他和胡裕树分别以“文炼”“胡附”的笔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谈词的分类》,文章受到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说”和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态说”的影响。这篇文章也可视为张斌词类研究的起点。

       【坚持站立上课】

       ◆张斌坚持站立上课,认真板书,认为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门职业的尊重。2013年,93岁高龄的他站在教室里,为博士生上了最后一堂汉语语法课,就此告别他站了一个多甲子的讲台。

       【生活上应该知足,学术上须不知足】

       1954年春,张斌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参与筹建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从此,他的学术生涯便与上海师大这座校园紧密相连。张斌领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斌常说: “我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我还必须继续攀登,不能半途而废”, “生活上应该知足,学术上须不知足。”张斌的哲嗣张亦林曾这样回忆父亲: “他始终想把上海师范大学某个学科做到最好,他总是说,我们争取不到团体冠军的话,我们一定要拿个单项冠军,所以,他把自己从事的学科钻研到极致。”

       【学术档案】

       张斌(1920—2018),语言学家。笔名文炼,湖南长沙人。1942年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从事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等。在词类问题、语法分析方法等语法研究领域做出重要开拓,也是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现代汉语》 (胡裕树主编)主要编写者和修订人,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和全国自学考试用《现代汉语》教材主编。201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著有《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语法十讲》,主编《现代汉语描写语法》等。

       作为语言学家的张斌,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和词语、句子打交道,因此,他有时会拈词成句地抒发感情。张斌曾在一次登庐山含鄱岭时有感而发,口占四句:不怕登临苦,何须小憩凉?越攀由剩勇,绝顶望鄱阳。

       勇于攀登,永不止歇,这正是他人生和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由《孟子》领会深入浅出的魅力

       1920年,张斌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家庭。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在电报局从事技术工作,勉力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1926年至1932年,张斌辗转于长沙第七小学、信义小学、含光小学读书,语文成绩特别突出。1932年至1935年,张斌在长沙中学读初中。彼时湖南各学校大都要求在课上读经,老师从“四书”中选取若干篇章布置学生诵读,作文题目也多与之相关。张斌被《孟子》所吸引,读了一遍又一遍,乐在其中。他后来回忆: “《孟子》文字简明生动,道理深远透辟,这大概就是深入浅出的魅力。为了深入浅出,先秦诸子常用譬喻说明问题。这里的譬喻,包括打比方和进行类比。”这一时期的学习体会对张斌影响极深,多年以后,当他自己走上讲台传道授业时,也十分注重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他认为采用比喻,深入浅出,往往能在课堂讲解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他认为写作著书同样应该秉持这一要旨,但“浅出”是以“深入”为前提,不能将“浅出”仅仅视为浅显浮面的一般普及。张斌认为,把知识传授给别人,就是一个使对方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传授者的思想如果不能用言语表达,如果一直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不达意阶段,则往往反映了他的思想本身是模糊的。

       1935年,张斌进入长沙市明德中学读高中。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教师却多为社会知名人士。学校试行文理分科,张斌遵从家长意见选了理科,这对他日后得以形成分析学术问题的思辨能力,是很好的初期训练。但是,课余时间,张斌仍然热爱文学,常读《孟子》《史记》,喜爱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夏目漱石和鲁迅的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日寇,学校迁到远郊,并组织了学生抗日宣传队,张斌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

       1938年,张斌考上了地处湘西山区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专业。院长是日后成为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的廖世承先生,钱基博、钱锺书、孟宪承、高觉敷等知名学者当时都在此任教。张斌和几位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名叫《新星》的小型文学杂志,还在学校的京剧、话剧剧团担任团长。1943年张斌在此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

       此后数年,张斌在重庆清华中学、四川云阳辅成中学任教,因其大学时代办杂志的经验,受到《观察周刊》邀请,赴上海参加筹备和编辑工作。后因杂志停办,张斌经人介绍到上海师专附中(虹口中学前身)任教。1952年张斌参与筹备“上海工农速成中学”,接着又调到“华东区抽调部队机关干部升入高等学校补习班”,担任语文教研室副主任。在这个大学预科性质的补习班里,教师大都来自各高校及重点中学,包括胡裕树、王运熙、罗君惕等。补习班结束后,张斌调至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任教。

       1954年春,张斌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参与筹建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从此,他的学术生涯便与上海师大这座校园紧密相连。张斌领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上师大的语法研究与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一起,名列全国前三。他还指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并在现代汉语方向(即汉语言文字学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上,分别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

       张斌的哲嗣张亦林曾这样回忆父亲: “他始终想把上海师范大学某个学科做到最好,他总是说,我们争取不到团体冠军的话,我们一定要拿个单项冠军,所以,他把自己从事的学科钻研到极致。”

       潜心研究汉语语法60年

       在汉语语法领域,张斌进行了长达60年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学术兴趣,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陈望道、方光焘、吕叔湘等前辈的引导以及与胡裕树、林祥楣、胡明扬等好友的长期切磋交流。

       张斌所发表的有关语法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学语法教学》《现代汉语语法探索》 (与胡裕树合作,分别以胡附、文炼为笔名) 《汉语语法研究》 (与胡裕树合作) 《汉语语法学》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胡裕树、张斌选集》 《现代汉语语法十讲》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等著作内。尽管乍看算不上高产,但张斌的这些成果,分量有目共睹——几乎每部汉语语法学史著作都设专章或专节对张斌语法思想进行评述。

       张斌深入研究了汉语语法的多个领域,纵观他漫长的汉语语法研究生涯,可细说之处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词类问题的研究。自19世纪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以来,直至20世纪40年代,我国语法研究大都处在西方传统语法框架内,僵硬模仿的痕迹严重,大体而言,只是用西方的语言理论和语法框架来阐释汉语的实际问题。面对这种局面,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以反对“模仿文法”为目的的、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努力探索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试图建立汉语语法的新体系。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划分词类的标准。

       张斌倡导词的功能说,1954年,他和胡裕树分别以“文炼” “胡附”的笔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谈词的分类》,文章受到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说”和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态说”的影响。这篇文章也可视为张斌词类研究的起点。他十分谦虚,自认为是学习陈、方两位先生学说后的一些体会。此后,他又在《词的范围、形态、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功能说,指出功能并不单纯指词在语言组织中所担任的职务,而是和广义形态分不开的,且要由形态表现出来。比如,“书”能与“一本”结合, “茶”能与“一杯”结合,类似这种结合能力的表现,就是形态,数量词与名词互相依附、对应的交互关系,就是功能。这种形态和功能,正是汉语中区分词类的主要标准,也是形态学的重要内容。张斌认为: “形态是在结构中产生的,没有结构,也就没有形态。狭义的形态只是广义形态的外部特征,因此,没有外部特征,也能归类。”他主张用广义形态划分词类,根据语序、句子成分与语言材料的关系, “词在句中的职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词性”。在张斌的理解中,这一汉语语法理论同时也适用于普通语言学理论。后来国外的研究也证明张斌是正确的,现代语言学已经不把词的形态变化作为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了。张斌关于形态、功能方面的论述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形态学,也更加有助于汉语词类的划分,他的研究和学术观点对汉语语法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张斌的学术生涯始终没有放下对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

       其次是析句问题。在汉语句型研究中,张斌首先提出了析句的目的是确定句型,而不是划分成分,并据此拟定了一套析句的步骤和方法。胡裕树、张斌、范晓等在国内率先倡导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三个平面理论是当代汉语语法学最关键的术语之一,是在继承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化生成语法和格语法等的优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还受到符号学和现代语义学、语用学的一些影响。胡裕树、张斌、范晓等在符号学等国外理论和汉语析句法演变实践的双重坐标中,提出三个平面理论,这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极具意义。按照三个平面的观点,句子可分为抽象的句子、语言的句子和具体的句子、言语的句子。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包含着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句法平面讲的是显层结构或表层结构,是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研究句中的词语与词语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句法分析的对象是句法结构,词、短语、句子都是句法结构单位。在句法平面,主要分析句法功能、句法成分、句法层次和句法关系。语义平面讲的是隐层结构或深层结构,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研究句中词语与客观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语用平面则主要着眼于分析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三个平面理论使语言研究面貌焕然一新,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并且催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后来国内句法语义研究的兴起和功能解释语法的兴起就是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理论的演化和发展。

       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过:“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制造一种装置称为语法,假定事先己经以某种方式提供出一种语言的一些句子,这种装置就能生成该语言的所有合语法的句子。”胡裕树、张斌借用乔姆斯基提出的“生成”概念,认为研究和建立句型应“着眼于生成能力,而不是着眼于不必要的细致的描写”,因此,主张立足于成分分析,同时要吸取层次分析的长处,也就是重视句型的研究,将句型研究和析句联系起来。后来的一般语法教科书析句时大都用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胡裕树、张斌在《现代汉语》中的相关研究无疑起了榜样作用。

       张斌的语言学研究紧跟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着眼于相关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关联。现代科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位学科能启迪下位学科的研究,二是各学科相互渗透,促使研究向深广发展。有关第一个特点,张斌认为,符号学、信息论、系统论是对语言研究最有影响的上位学科,为此他研读了有关理论,并应用于汉语语法分析,发表了大量论文。

       符号学对语法学影响较大。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早就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他的观点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在汉语语法学界传播。张斌借鉴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理论,并结合汉语实际,区分了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他认为“句子有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句子,或者叫做抽象的句子,一种是言语的句子,或者叫做具体的句子”。从意义上看,言语的句子既有意义、又有内容,语言的句子只有意义、没有内容;从结构上看,言语的句子既有句法成分、又有语用成分,语言的句子只有句法成分,没有语用成分。

       再次是关于语句的理解与解释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斌进一步吸收心理学、逻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于探索汉语语法分析的新问题,发表一系列论文,主要探讨语法结构的功能解释,开拓了集合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理解来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领域,再次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以心理学为例,心理学给语法学的影响不在规律的说明,而在现象的解释。90年代,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认知心理学界句子理解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张斌在《句子的理解策略》一文中,研究了“各种理解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归纳出理解策略的“类型”和“模式”,在语言学界首先提出了理解句子的策略。再如信息论,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论突破狭义的范围,发展成为一门研究语法、语义、语用信息的科学。张斌认为,语言是传达信息的,因此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考察语言。张斌特别从歧义的研究入手,探讨了歧义产生的原因、歧义的类别、消除歧义的方式等等,提出了信息噪声的概念。

       张斌的《汉语语法学》 《汉语语法修辞常识》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语句的表达和理解》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相继出版。80高龄时,他又开始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大部头描写语法专著《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历时十年最终完成。

       现代汉语语法要立足于汉语本身

       张斌的汉语语法研究,在吸纳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始终审慎对待西方理论和汉语本身之间的关系。他清醒地指出,外国学者描写汉语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是把汉语看作“主题居重要地位(topic-prominent)”的语言,区别于“主语居重要地位(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例如英语);其二是对汉语结构规律的描写不均衡,个别地方描写得较为细致,但总体说来,还是比较粗略;其三是所用例句都十分简单,有些并不符合汉语规范。

       前文谈到的有关句子理解策略的研究,大多数研究以英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为研究材料,很少以汉语句子为材料进行研究。在中国,对汉语句子理解策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过40年左右的历史。而综观整个中国语言学界,有关句子理解策略的研究少之又少,张斌是当时第一个提出句子理解策略的学者。张斌研究了句子理解涉及的各种因素,探讨了某些句子模式与理解策略间的关系,试图建立起句子模式与理解策略间的通道,以更快速准确地理解句子。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的格律诗,也能在语法学范畴内对语言结构作功能解释,使人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也开辟了在语法学范畴内探索诗歌接受的途径,这不啻为语法研究的创造性尝试。

       张斌坚持现代语法研究要立足于汉语本身,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他反复提及“什么是汉语结构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个问题,希望学术界能对此作出积极的思考回应。张斌认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个特点,虽然从马建忠开始就有所认知,但是在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描述汉语语法规律时,没有从这一基本特点出发来找寻汉语的系统。张斌自己的研究则通常有两种进路:一种是分析汉语材料,从中发现问题,然后加以梳理,或说明规律,或解释现象,得出的结论与采取的方法常与现代语言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一种是着眼于汉语的特点,分析某些具体问题,比如某些虚词、某些句式的特征和用法,得出的结论是汉语所特有的。前者是从特殊到一般,后者是从特殊到特殊。

       结合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斌归纳了三条基本线索:第一,立足于传统语法,不断加以改进,以适应语文教学的需要;第二,吸取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建立汉语语法学新体系,或开辟解决问题的新蹊径;第三,从汉语实际出发,分析汉语语法现象,发现规律,并加以解释。

       以这样的“立足于汉语本身”的视野,张斌对语法教材编撰也提出创议,认为一本好的语法教材应当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是知识的稳定性和新的科研成果的吸收的关系。教材要利用现成的科研成果,根据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而不断修改补充。二是汉语的特点和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汉语语法课属于基础知识课,但是也需要理论作为指导,但通行的语言学理论大都是从印欧语言中归纳出来的,有的不完全适用于汉语,完全套用西方理论,常常捉襟见肘。三是一般规律与特殊现象的关系。好的教材应该既讲清楚一般规律,又启发学生思考特殊现象。这些教材编撰理念集中地体现在胡裕树、张斌共同主编的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现代汉语》中。这部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也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指点和认可,可谓精益求精。教材兼顾了规范性、稳定性、时代性和开放性,在整合中西语法学理论、吸纳传统语法学精华、开拓中国语法学的新境界方面,堪称典范。

       此外,张斌也主持了一系列的重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项目《现代汉语虚词的功能分类及分析方法研究》,商务印书馆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以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等上海市教委博士点项目。通过对现代汉语虚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既培养了梯队人才,也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专心思考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张斌也始终坚持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他从1987年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开始培养博士后,是全校担任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的第一人,并且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语法学的博士后,也为韩国培养了第一位汉语语法博士。他也是学校第一个语言类奖学金“张斌奖学金”的设立者,第一位上海市语文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2016年,张斌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内,张斌的为学、为师之道广为传诵和继承: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据其学生回忆,每次上课,他都要提前十几分钟在教室里等学生来。他坚持站立上课,认真板书,认为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门职业的尊重。2013年,93岁高龄的张斌站在教室里,为博士生上了最后一堂汉语语法课,就此告别他站了一个多甲子的讲台。

       张斌常说: “我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我还必须继续攀登,不能半途而废”, “生活上应该知足,学术上须不知足。”他这样表达,也这样践行自己的信念。90岁时,张斌写下一首《九十感怀》的七言律诗:

       颠仆生涯九十秋,

       依稀往事忆从头,

       常惊敌寇来空袭,

       每数工薪便发愁,

       收拾金瓯今胜昔,

       折腾岁月喜还忧,

       阴霾扫尽千帆过,

       万里鹏程庆自由。

       他乐观地称自己是“90后”,这首感怀诗也寄托了他在学术事业上对自己的激励和鞭策。这种自我激励伴随他整个学术生涯,也令他在孜孜不倦且不断获得新知的思考中,收获了纯粹的求知乐趣,以及分外漫长的学术生命。


张斌代表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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